历史上的文人雅集有很多，流传至今令人神往的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东晋绍兴的“兰亭集”，另一个便是北宋汴京的“西园雅集”。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第花园，这里“水石潺湲，风竹相吞，炉烟方袅，草木自馨”。苏轼《水龙吟》中“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、落红难缀”的“西园”写的就是这里。宋神宗元丰年间，王诜曾邀苏轼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米芾、秦观、李公麟以及日本圆通大师等16位文人名士在此游园聚会。后来李公麟作《西园雅集图》，米芾写了《西园雅集图记》，使“西园雅集”成为后人追捧摹绘的主题。马远、刘松年、赵孟、唐寅、丁观鹏等都曾画过《西园雅集图》。
读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可知，那时“都城士大夫有园圃者，每岁花时必纵人游观”。每年元宵节过后，东京汴梁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：“大抵都城左近，皆是园圃，百里之内，并无闲地，并纵游人赏玩。”《东京梦华录》还列举了汴京人赏玩的园圃名单，其中既有张择端《金明池争标图》所描绘的金明池、宋太祖大宴群臣的玉津园等皇家园林，也有王太尉园、李驸马园、蔡太师园、童太师园这样的私家园林。
其实洛阳的私家园林更为著名。唐时洛阳园林已多达千余家，后多数毁于五代战火。北宋文人在这些废园之上悉心重建了新的园子。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所写的《洛阳名园记》，记述了19处名园，成为我们今天追溯当时景况的珍贵文献。这些园林各具特色，其中的文人园林已相当显眼。比如富郑公园是富弼的园子，大字寺园是白居易的旧园，独乐园是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的地方。
北宋之前的园林是权贵阶层财富与势力的象征，规模宏大、富丽堂皇。而北宋的文人园林走出了另一派风格，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小园小山，便可达到老庄思想中逍遥游于物外的境界，成就了中国独特的园林美学。比如司马光的独乐园，“园卑小，不可与他园班。其曰读书堂者，数十椽屋。浇花亭者，益小。弄水、种竹轩者，尤小。曰见山台者，高不过寻丈。曰钓鱼庵、曰采药圃者，又特结竹杪、落蕃蔓草为之尔。”然而这样的小园，却颇为世人欣慕，以此为题的诗文也风行于世。所谓构园必题名，司马光的园子名为“独乐”，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：“明月时至，清风自来，行无所牵，止无所框，耳目肺肠，悉为己有。踽踽焉，洋洋焉，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。”
苏州的沧浪亭亦然。今天我们去参观沧浪亭，依然觉得这里一步一景移步换景，亭台水榭相得益彰，假山古木妙趣横生。不过我们最在意的也许还是它背后的故事。北宋庆历四年新政失败后，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，翌年流寓吴中，见孙氏废园，以四万钱买入，在北面筑亭，名“沧浪亭”，取屈原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之意。他自号沧浪翁，作《沧浪亭记》，并常与欧阳修、梅尧臣等作诗唱酬往还，沧浪之名遂传播甚远。苏舜钦去世后，此园多次更换主人，元代时已废为僧居。明代归有光还写有《沧浪亭记》。但大家始终不忍其真正荒芜。1927年，沧浪亭已是荒芜塞径，吴郡画家吴子深慷慨出银，整修园林，历时年余，面貌得以恢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苏州园林修整委员会又对其进行修葺，1955年正式对外开放。1985年沧浪亭又进行大修。如今，沧浪亭作为苏州最古老的园林，与狮子林、拙政园、留园一起列为苏州宋、元、明、清四大园林。2000年，沧浪亭作为《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增补项目》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除了东京汴梁、西京洛阳，北宋文人的造园热情随着他们的外放足迹在苏州、南京、济南、杭州等城市延续。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、苏轼笔下的超然台、王安石笔下的半山园、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……这些古建筑都有与之相关的诗文典故流传，因而被后人分外珍惜，屡废屡建，成为今天仍能惠泽我们的文化遗产。
宋代文人对于中国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。“亭中待月迎风，轩外花影移墙”，造园如作诗文。“远山无脚，远树无根，远舟无身”，这是画理，亦是造园之理。诗情画意的园林在宋代真正得到了发展。建筑学家曹汛在《中国造园艺术》一书中指出，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三批人将诗情画意写入亭园：一批是山水田园派诗人、散文家，他们以诗文描绘自然之美，也以此主导园林建造；第二批是画士，他们崇尚具象之美，对园林进行精细的布局和摆设；最后一批人是职业造园匠师，在园林艺术形成后，将之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深耕细作。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本是造园的八字真言，但这个最高准则在后世逐渐被固化，越来越没有了文人园林的灵动。
今天我们感觉一些园林匠气较重、缺乏神韵，与古代名园不可比。也许造园的人需要多一些超然台上的超然、沧浪亭下的清旷、独乐园里的逍遥，才能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园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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